四渡赤水战役历时111天，占红一方面军长征总时长的三分之一还多。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，红军在赤水河两岸来回穿梭，先后四次渡过同一条河流。

许多战士的双脚磨出了水泡，又变成老茧，再被磨破。营养不良导致的夜盲症在部队中蔓延，夜晚行军时，战士们不得不拉着前面同志的衣角，形成一条“盲链”。

连部分高级指挥员也难以理解这种看似无目的的行军。一位老红军回忆录中提到，当时有指挥员私下表示：“我们这是在打什么仗？整天就是走路，走的路比打的路多得多！”

这种困惑在红军内部并非个别现象。在不断的转移中，部队极度疲劳，减员严重。战士们最直接的感受是：为什么不能找一个地方停下来，好好打一仗？

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此时蒋介石已经调集了中央军嫡系和川、黔、湘、滇、桂五省地方部队数十万兵力，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。红军一旦停下来，就可能陷入重重包围。

1935年1月29日，贵州土城地区，寒冷的清晨中，中央红军主力开始第一次渡过赤水河。刚刚在土城青杠坡遭遇失利的红军战士们心情沉重，他们本以为能迅速打下赤水县城，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，却在土城遭遇川军猛烈阻击，伤亡不小。

时任中革军委司令部第一局作战参谋吕黎平后来回忆：“根据当时的敌情，毛泽东同志果断提出，原定由赤水北上过长江的计划，已不可能实现了。”此时，红军原定战略已彻底受阻，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西渡赤水。

但这一决定并未向全军详细解释。战士们看到的只是不断变化的行军方向：前几天还在准备北上，今天就突然向西；刚刚进入川南，又接到命令向云南边境的扎西地区集中。

行军中，战士们私下议论：“为什么要走这么多冤枉路？”“敌人就在后面追，我们却在绕圈子！”这些质疑声在疲惫的队伍中悄悄传播。

1935年2月18日至21日，红军分别从太平渡、二郎滩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，重入贵州。这次渡河方向与之前完全相反，让许多战士更加困惑。

不过这一次，高层多少提供了一些解释。在扎西会议上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计划：出敌不意，回师东进，向国民党兵力空虚的黔北地区进攻。这一信息通过各级指挥员有限地传达了下去。

当红军奇袭娄山关、再占遵义城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，俘敌3000多人时，战士们看到了这次“回马枪”的成果。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，一时间士气大振。

1935年3月4日，《红星报》发表了鼓舞人心的社论：“只要有正确的军事领导，只要不怕疲劳，勇敢作战，我们就能消灭和战败任何敌人”。这份报纸在部队中传阅，给战士们带来了一些信心。

然而，胜利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。遵义大捷后，国民党再次调动大军，向遵义、鸭溪一带压了过来。红军不得不再次面临选择：是坚守遵义，还是继续转移？

1935年3月16日至17日，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第三次渡过赤水，重入川南。这一次，红军采取了更加巧妙的战术：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伪装主力进攻古蔺，诱使国民党军队向西移动，而主力则突然折向东北。

当红军于3月21日至22日由二郎滩、太平渡等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时，许多战士已经对频繁渡河感到麻木。他们机械地执行命令，不知道这次渡河后，红军将南渡乌江，佯攻贵阳，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。

毛泽东此时已经形成了清晰的战略思路：“调出滇军就是胜利”。通过佯攻贵阳，迫使蒋介石调集滇军保驾，红军便可趁机进入兵力空虚的云南，进而渡过金沙江。

但这一战略思路只在高层中讨论，庄闲和app未向下传达。刘伯承在回忆中如此描述这一时期的红军：“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，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，迂回曲折，穿插于敌人之间，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，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，处处主动，生龙活虎，左右敌人。”

这种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，是建立在严格保密基础上的。毛泽东后来将四渡赤水誉为自己军事指挥上的“得意之笔”，而这“得意之笔”的精彩之处，恰恰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。

为什么红军领导层不向战士们详细解释战略意图？这个问题背后，有着多重复杂原因。

首先，军事行动需要高度保密。四渡赤水期间，红军多次利用情报优势与敌人周旋。一个著名例子是，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曾建议冒充蒋介石给国民党部队发电报，成功将敌军调开，为红军赢得宝贵渡江时间。

如果战略意图在全军广泛传达，很可能通过被俘人员或当地百姓泄露给国民党。红军能够在赤水河畔来回穿梭而未被围歼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动的突然性和不可预测性。

其次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，战略意图本身也在不断调整。正如北京大学教授宫玉振分析的那样，四渡赤水并不是事先设计出来的，而是根据形势和环境的演变，不断调整行动方向的结果。

红军一渡赤水时并没想到要二渡赤水，二渡赤水时也没想到会三渡赤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领导层很难向部队“解释”一个尚未完全形成的战略。

再者，红军队伍庞大，沟通渠道有限。在连续行军和作战的情况下，逐级传达复杂战略意图需要时间，而这个时间往往是红军最缺乏的资源。很多时候，部队需要立即执行命令，没有时间进行详细解释。

军事科学院教师肖裕声少将评价，四渡赤水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以少胜多、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。这样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？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战略的突然性和不可预测性。

如果红军在每次渡河前都召开全体大会解释战略意图，不仅会浪费宝贵时间，更可能让国民党情报部门获知红军动向。在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，这种风险是红军无法承担的。

红军长征途中，信息传递本就困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“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”成为战场上的现实选择。这不是对战士的不尊重，而是战争残酷性的体现。

事实上，当红军最终跳出包围圈，渡过金沙江后，战士们回顾四渡赤水的全过程，才逐渐理解了这一系列行动的深意。刘伯承指出，通过这段经历，“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：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高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，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。”

红军最终于1935年5月9日渡过金沙江，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合围。当战士们站在金沙江北岸，回望来路，才真正理解了那些“冤枉路”的价值。

四渡赤水战役中，红军走了许多弯路，但这些弯路最终构成了一条通往生存和胜利的智慧之路。战士们当时的困惑和疲惫是真实的，领导层保持战略模糊的选择也是必要的。

四渡赤水的历史给我们当代人怎样的启示？

在团队面临巨大压力时，信任往往比完全的理解更加重要。红军战士们在极度疲劳和困惑中仍然坚持执行命令，这种纪律性和对领导的信任，是红军能够生存下来的重要因素。

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并坚持执行，是领导者面临的常态。毛泽东在四渡赤水中展现的，正是这种在不确定性中把握方向的能。真正的战略智慧往往体现在适应变化、灵活调整的能力上，而不是死守既定计划。

四渡赤水的成功也提醒我们，行动的一致性往往比完美的解释更加重要。在紧急情况下，花时间让每个人完全理解每个决策的细节可能是奢侈的，甚至是有害的。重要的是团队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的决心和协调性。

今天，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，每个人都可以对决策提出质疑。四渡赤水的历史告诉我们，在某些关键时刻，基于信任的执行力可能比完全的信息透明更为关键。这并非否定透明和沟通的价值，而是认识到在特定环境下，行动的速度和一致性可能决定生死存亡。